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搂定宝塔山

发布日期:2021-05-26 20:5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搂定宝塔山

  【中国故事】

 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,双手搂定宝塔山。??贺敬之

  30年前,1991年秋冬之交,为给6集电视文化片《长青的五月》撰写讲授词,我和摄制组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、西安采访了50多位当时还健在的延安时期老文艺家和他们的家人。其中有30多位参加了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,当场听过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。围绕延安文艺运动,我们因人而异提了数以百计的问题,理解方方面面的情形。而给每一位被访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则是奇特的:

  “当年,你是怎么去的延安?”

  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大地,侵略者在撒播炸弹,独裁者在作务清苦,老百姓在浇灌血泪。然而这片苦难的土地收获的却是觉醒,却是奋起,却是对光明执着的义无反顾的向往,和切实的献身纾难的追求。

  1935年金秋,工农红军的镰刀斧头旗帜由南而北在中国的腹地画出一个力的弧度,最后插在了延河岸边的宝塔山上,无数渴望光明的心便朝着那个聚光点飞去。几年中,三四万名青年,包括上千名文艺青年,如浪如潮涌进了陕北如旋如律的峰峦沟壑。蹬皮鞋的、着布履的、穿军靴的、系草履的脚,年轻的脚,在悲凉萧索的黄土地上踏下富有弹性的印痕,扬起像安塞腰鼓队那样的烟尘。这足迹从多难的祖国四面八方向延安宝塔聚集,六七年后,又从延安宝塔向解放了的中国四处八方辐射。

  这七八年,何其短暂的历史刹那。古老的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崭新的国度,一代青年获得了簇新的自我。

  “延安,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革命的京城,它是流利鲜红的血液到千百条革命途径的心脏。”“哪一颗灼热的心不憧憬延安呢?水流万里归大海,延安广阔深邃的山谷容纳着汹涌奔流的人的江河。‘到延安去’是一种豪迈的举措,‘作为延安人’是一种很大的光荣。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到了家。那是如许欢乐的家啊。”这是老延安、散文家吴伯箫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,从笔底淌出的心曲。早年写过《夜歌》《画梦录》的诗人何其芳,兴许说得更为简洁:“在青年们的嘴里,耳里,假想里,回忆里,延安像一支高贵的名曲的开端,响着洪亮动人的音调。”

  可惜咱们在这里只能介绍他们很少的多少位,只能描绘他们最初的几步。

  李伯钊比红军长征还多走一年

  病倒后医生开的药方是“稀饭两碗”

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的那天,79年前的5月23日,阳光西斜时候,摄影师吴印咸在会议室外的场子上,按下一架老式照相机的快门,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一个历史性的定格,一个永远鲜活着的回忆。这就是那张毛泽东与座谈会全体与会者的合影。如烟的岁月已经给这张照片染上了黄土的颜色。照片上的人也大多重归土地。但照片上,被一种新鲜的思维所活跃、所启动的青春面容,依然一个个明白可辨。

  坐在毛泽东、朱德左边的女士兵叫李伯钊,这位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和戏剧教诲家的女性,1936年底随会师后的二、四方面红军,长征到达陕北,是最早来到这块土地上的部队文艺家之一。

  通向延安的路,李伯钊一步一步走了整整两年,用脚板丈量了半个中国的3万里河山。她比主力红军多走了一年,多走了五六千里。

  1926年,14岁的李伯钊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,由家乡四川来到上海搞工人运动。被捕、入狱、入党,随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2期394号学生。和张闻天、王稼祥、邓小平、王明、蒋经国这些先后同学比较,她是活泼天真的小妹妹,因此有一个亲昵的俄文名字:戈丽。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,她与杨尚昆相爱、联合。人生的凌晨很是瑰丽。

  一年学成回国,来到江西苏区,参加组建了红军第一批文艺团体,创作了红军第一批戏剧和舞蹈作品,被《红色中华报》誉为“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”。李伯钊既创作又演出,和危拱之、刘月华一道,被称为苏区三大“赤色明星”。各地、各军队邀请他们的信函电报多得难以安排,甚至不得不登报“告饶”,请求各地不要再函电频频,“省得搅扰工作”和“浪费油电”。

  长征路上,李伯钊除了承当上级调配的各种工作,始终以宣传队员的身份活跃在万水千山。组建宣传队,创作、演出节目,穿梭往来于各部队。和陆定一配合的《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》和《打骑兵舞》《红军舞》广泛传布,成为反映革命历史的主要艺术资料,新中国成立后改编进大型音乐跳舞史诗《东方红》。

  不久,她和朱德一道被张国焘裹挟,离开了主力红军,分开了丈夫,再度南下川康,重又跋涉于草地的沼泽之中。几次陷入泥淖难于拔身,虽被战友从去世神手里拉出来,却眼看着良多同志没顶于草墩子下面的烂泥汤中。李伯钊坚信毛泽东的革命路线,反对破裂主义,被张国焘当作中央红军的奸细,开革党籍。在监督审查的恶劣境遇中,仍然踊跃参与红军宣传工作,组建了四方面军剧社。直到二方面军任弼时、贺龙将她救命出来,又组建起二百多人的文艺训练班,并且带着他们三过草地,胜利到达陕北。

  适度的疲劳和饥饿使她倒下了。著名的红军大夫傅连?在诊断后给她开的药方旷古罕有,竟是“稀饭二碗”。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指出,这样坚强的女性是可以惊倒世界的。而我们可以说,李伯钊用信念和意志,发现了世界文艺史上的异景。

  党核心在保安为二、四方面军的成功归来召开欢迎晚会。主持者周恩来握着她的手说,“你耐劳了,受冤屈了,不过终于胜利归来了”。她什么也不说,只是紧紧揣着手里的红军帽。羊群从坡上漫下来,从身边暖暖走从前。

  晚会上,林伯渠演唱了湖南民歌,徐特立用法语唱《马赛曲》,张闻天唱英文歌,叶剑英也来了段粤曲,以表现对二、四方面军的慰问。作为回报,胜利归来的任弼时高唱了一首俄罗斯的《霹雳拍》,朱德反穿羊皮大衣跳起了藏族的《雅西亚》舞。当大家为朱老总的杰出表演鼓掌时,老总从幕后拉出了李伯钊,说:“她才是我的师傅呀!”

  于是全场的热点转到李伯钊身上。她表演一个又一个红军的、苏军的、藏族的、苗族的舞蹈,倾诉回到党中央身边的欢乐。

  四个人用三国文字静静唱起《国际歌》

  丁玲每次都将暗夜的毒矢反弹回去

  几乎在这同时,丁玲也来到陕北。不外她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。她是从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南京、上海,一路搏杀着冲出来的。

  毛泽东和鲁迅,古代中国的两位宏大人物,在1930年代中期辨别为丁玲写过两首诗词,记录了这位女生运气的转折。

  1931年,丁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考验。丈夫胡也频等六位革命作家在上海龙华被反动当局枪杀。妻子的答复是: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两年后,丁玲受到敌人的秘密绑架,出狱后,人生的路又该怎么走?丁玲的回答是:找党,千方百计去陕北找党。暗夜每进逼一次,她便朝光亮迈进一步。敌人射过来的枪弹,每次都被她反弹回去。

  听听这位对黑暗有痛切感想的女作家对友人的倾诉吧:“你没有懂得到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、白脸狐的魔窟里,在黑暗中一分钟、一秒钟、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熬煎?”“我一定要找到党。如果找不到党,无奈向国民表明情义。”

  丁玲被绑架后,曾误传被害,全部进步社会的愤怒被点燃了。鲁迅极其悲愤地写下《悼丁君》一诗:“如磐夜气压重楼,剪柳春风导九秋。瑶瑟凝尘清怨绝,可怜无女耀高丘。”这何止是悼念一条生命?那心灵中的深广忧愤,不啻给死寂的社会奏响了一首哀乐。

  1936年9月,党中央同意丁玲去陕北。宋庆龄先生送来350元表示庆祝。达到西安后,组织上曾征询她能不能去法国,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,为党工作一段时间,她谢绝了。在后来的回想文章中,丁玲写道,“法国、巴黎、马赛曲、铁塔、博物馆……这不都是十多少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?可是这时我只有一个宿愿,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,我要投入到母亲的怀抱”。

  她住在西安一位德国牙科医师家中,等候组织的决定。据丁玲的丈夫陈明向我们介绍,有天,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领着刚从陕北归来的斯诺来探访她。大家热切地听着斯诺讲述和毛泽东、朱德的会见,讲述那块宝塔红星照耀下的国土。四个人关上房门,用中、英、德三国文字微微地唱起了《国际歌》,牢牢地拥抱在一起。

  去陕北的路上,在洛川停了一天,要在这里下车,策马前行。丁玲剪短了头发,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,跟女过错学习骑马的要领。以土炕当马背,跳上跳下,咯咯地笑个不停。第二天,在别人的帮助下刚登上马背,稍一适应,便在陕北的长风流云追赶下,忍不住勒缰小跑起来。

  1936年10月,在延安西北方向的保安,毛泽东的手和丁玲的手握在了一起。一个月后,红色苏维埃第一个大型文艺集团“中国文艺协会”发布成立,丁玲任总干事长。毛泽东在成破大会上说: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。从前我们都是干武的,当初我们要文武双全了。

  会后,丁玲即刻奔赴陇东前线。毛泽东顺便写了一首《临江仙》,用电报发给她。词云:“壁上红旗飘落照,西风漫卷孤城。保安人物一时新。洞中开宴会,招待出牢人。纤笔一枝谁与似?三千毛瑟精兵。阵图开向陇山东。昨日文小姐,今日武将军。”毛泽东用一种全新的色彩描述了一个全新的丁玲,也刻画了一个与鲁迅笔下那个“夜气如磐”的世界迥然相异的新天地。

  1985年4月,这位已经82岁的文坛前辈,在饱经沧桑之后,由笔者陪同经西安重返延安。时值清明,东风吹绿了延河两岸的宝塔山、清凉山。她在万佛洞感慨万端地吟道:“重上清凉山,酸甜苦辣咸。思来又想去,还是延水甜。”听来浅白,却是何等的举重若轻。那是有大境界的人才有的大襟怀。

  冼星海坐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车到达鲁艺

  桥儿沟窑洞里卷起黄河的怒涛

  “星海和我是1937年11月去的延安。”1990年代初冬,在浙江病院的一个病房,冼星海夫人钱韵铃对我们说。窗外,初冬的西子湖雾色迷蒙,仍有绿意渗化在濡湿的空气中。“我们是在去延安的路上结合的。”

  钱韵铃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,送母亲去武汉时,参加了当地的海星歌咏队。1937年4月,冼星海到达武汉,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的进步文艺工作。他带领歌咏队在街头宣扬,搞火炬游行,教大众唱抗日救亡歌曲。嗓子唱哑了,便用钢琴教。有次举行江心歌咏大会,星海站在船上通宵达旦地指挥。休息时,周恩来走过来与他握手,问:是冼先生吗?辛苦了。俩人现场促膝聊起天来。又有一次,周恩来问他,头发这么长了怎么不理?冼答:顾不上呀!周便找来理发员,指着星海说:看,我给你找了个多好的主顾。

  当时星海已经提出要去延安,但田汉不愿让这位合作者走,便又待了半年。到秋天,他接到友人的来信和电报,说延安成破了鲁迅艺术文学院,邀请他任教。他便找周恩来,要求北上。恩来说:延安很苦噢。星海说:不怕,再苦,也苦不过法国??在法国他简直饿死,靠拉提琴沿街乞食。周恩来同意了,让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了手续。

  这时,志趣相投的冼星海和钱韵铃已经由相识到相爱,并在7月份订了婚。10月1号,两人摆脱特务的跟踪,在一个小站登上了武汉失守前的最后一班北行列车。一路上日寇飞机追击轰炸,时走时停。有时还得下车疏散,星海便一手拉着钱韵铃,一手提着法国老师送给他的提琴,在山野间飞跑。

  到西安后,有人劝他俩不要去延安,并以每月百元的高薪相聘。星海说,这里的抗日救亡歌咏队,都被国民党驱散了,成了什么世界?我不是钱可以笼络的。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,他俩化装成华侨夫妇,坐着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毛泽东的汽车,到达宝塔山下,受到沙可夫、吕骥、林默涵等人的迎接。

  1938年春天,冼星海去延安医院探访受伤的光未然(张光年)。据光未而后来在北京崇文门寓所给我们介绍,那次他是在山西受伤,部队用担架抬了700里来延安的。为了给他拍X光、做手术,延安局部停电。

  这两位屡次配合词曲的老友人,而今聚首在宝塔山下,都生性能够给延安献上一部新作品。光未然当时正在酝酿写作长诗《黄河》,便和星海商量,不如从新立意,改成大合唱歌词。三月末的一个晚上,光未然躺在病床上开始口授,友人笔录,五天实现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全部歌词,立刻请来星海听朗诵。听完最后一句,星海忽地站起来,一把抓过稿纸说:我有控制把它写好!

  延安的春天,寒气袭人。冼星海在屋子里还穿着棉大衣、毡靴,腰里扎根皮带,心却在冲动的旋律中飞腾、焚烧。烟嘴断了,用毛笔杆代用。怀孕已经七个月的钱韵铃想方式搞来了一点肉,正在炉火上炖着。小方桌旁摆着一碟同道们送的白糖。星海一边吃一边写,一边写一边唱,一直用手打着节奏。那时延安还没有钢琴,有时用提琴奏一段,有时就让妻子唱。第一曲写完,星海激昂地站起来吼着“划哟,冲上前,划哟,冲上前,哈哈哈哈……”窑洞陷溺在一片昂奋的春意中。

  每天清晨,演剧三队来人取走新谱好的曲子。依据大家的见解,他曾将《黄河颂》《黄河怨》重写了一遍。

  1939年4月13日,《黄河大合唱》由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结合公演。李焕之、李鹰航、王元方这几位当前成为大音乐家的“鲁艺人”,都参加了上演。大提琴用煤油桶改制,二胡音箱以炮弹壳作原料。观众沸腾了。人群中的毛泽东连声道“好、好、好。”冼星海满脸泪光。

  两个月后,他们的大女儿冼妮娜在诞生了大合唱的那个窑洞中出生了。

  47次危险迭出的盘查

  艾青、张仃扑倒在黄土地上

  那天没有预约就闯进了北京站附近丰收胡同艾青的家。由于天冷,加之受过伤的手时感不适,82岁的艾青很少会客。夫人高瑛有些作难,我们也自感冒昧。不想艾老据说延安来了人,愿意即时就谈,要我们到里屋去。

  1940年,艾青应陶行知先生之邀,带着厚厚的一叠诗作,从湖南乡下来到重庆育才学校任教,同时写作、编辑《文艺阵地》,参加各种社会文化活动。经过郭沫若的介绍,他意识了周恩来,多次去过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。有次周恩来在讲话中顺便提到“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,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,不愁生涯问题。”诗人心头掠过一阵暖意,欲望可以到“山那边去”。

  1941年初,皖南事变暴发,国共关系弛缓,为了避免各种麻烦,艾青让妻子和几位八路军家属搭乘董必武的吉普车先走一步。到了二月,早春的山城已经遍地绿意,他和东北籍画家张仃、作家罗烽一道动身北上了。

  他们是蹲过公民党江苏检讨院狱的难友,很是要好。“九?一八”事变后逃出狱中流浪于大江南北的张仃,曾于1938年以抗日艺术队队长的身份去过陕北,并留在延安,由毛泽东亲自先容到鲁艺工作过一段,后又被派回内地。

  这次,张仃搞到一张绥蒙自治引导委员会长官公署高等参谋的身份证。身体稍高的艾青乔装为高级顾问,熟习陕北绥蒙情况的张仃当秘书,罗烽自告奋勇担当勤务兵。

  出发前周恩来送来1000元盘缠,叮咛他们要走大路,不要抄小路,省得引起猜疑。万一被扣,立即电告郭沫若,这边可以运用《新华日报》平台,通过舆论戳穿当局。

  一行三人登上国民党中央政府盐务局的汽车,由重庆安稳到宝鸡,遇上了正在筹款去延安的作家严辰夫妇,便将证件上的三人改成五人,结随同行。先坐火车到耀县,而后转乘驴车。一路经过了47次盘查,道不尽的跌宕放诞起伏、危险迭出。“勤务兵”罗烽每到一处,便忙着搬货色、打洗脸水。

  他们来到耀县城外,天已擦黑。军警开箱检查,并用手电直射他们,一个个“验明正身”。进城刚在旅店睡下,又来收查证件,声称要由局长亲阅后发还。五人一夜未能合眼,四更便套好驴车,以赶路为由去警察局催要证件。罗烽口气很是凌厉:“一个证件审了一夜,办事如此拖沓!我们主座发性情了,要向上峰报告。”军警慌了,只好告以实情:“局长搓了一夜麻将,我有啥办法?”赶紧将证件还给了他们。驴车驮着五颗急切的心,消失在曙色之中。

  过了铜川,盘查更紧。还有一些可疑的人恳求搭车同行。他们筛选了一位姓牛的国民党杂牌军官做伴,以为维护,从此才稍稍安宁。熟悉之后,这位饱受嫡系部队鄙弃的军官还向他们倾诉对蒋委员长的不满呢。

  洛川、富县之间有一片国共交界的广阔地带。放眼望去,陕北高原一派萧索,三人看着这块被雨水山瀑冲刷得千疮百孔的土地,不禁悲从中来??这就是我们的母亲,苦难的祖国!地平线上有一个堡垒。再往前,就是边区了。他们驻足凝视着那个路碑似的碉堡,蓦地缄默了。追寻半生的旅人,来到人生的分界线,心头浮起一种肃穆。没有人提议,大家不约而同下车步行,最后一次交验了证件,便大步跨进了自己的土地。未几,看见了手执红缨枪的妇女儿童。张仃忍不住扑在黄土地上打滚,高声唱起了《国际歌》。艾青记不真切自己当时的感触,我们却想起了他在那个年代的诗句:“经历了寂寞漫长的冬季/今天,我们想到山巅上去/遣散我的衣服,赤裸着/在你的光辉里沐浴我的灵魂。”(《给太阳》)

  延安早已收到周恩来的电报,边境上准备好了武装护送。他们却在到达边区的第一个小镇时,买了一只鸡、一点肉,以庆贺夙愿的实现。

  1941年3月8日,五个人终于来到了宝塔山下,张闻天和凯丰设宴洗尘。艾青被调配到边区文协,不久又被选为边区参议员。他还记得,着手收拾新居时,彭真跑过来说:“你要干什么,我手下有一连人,可能帮忙。”

  伊文思用中文说“延安!八路!”

  吴印咸在镜头里看到了崭新的天地

  声名出色的老摄影家吴印咸是世纪同龄人,1992年我们采访他时,正好92岁。他拍摄的《白求恩大夫》等很多照片和纪录片,让延安岁月在好几代人心中得以永存。

  老人高大、健朗,全部冬天都在北京小汤山休养??不是因为身材,而是为了工作。住在远郊能够躲开各种各样的来访者,安静地写自己的文字,编自己的作品。说到身体,白叟不无自豪地拿出一幅威海市全景照告知我们,这是他当年夏天亲身爬上威海市郊的山巅拍的。去年还上了一次泰山哩。

  “要问我怎么去的延安,”老人带一点笑意,“和别人不太一样。我本不想在延安长待,后来却不想离开边区了。”

  说来话长。1937年上海沦陷后,电影界的提高人士纷纷转到内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。有名的左翼电影家袁牧之、陈波儿、钱筱章在武汉汇合了。袁牧之为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发展游击战役的爱国精神所激发,产生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的主张。只是苦于不门路进入敌后根据地,也缺乏必要的电影器材。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陈波儿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个设想。

  周恩来非常重视,经与中心切磋,亲约袁牧之面谈。他高瞻远瞩地指出:咱们应该有自己的片子。不仅是一部纪录片,而且应由此着手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。大家开始踊跃筹备起来。最重要的是业务骨干。袁牧之特邀当时在上海的吴印咸来承担。吴印咸允许了,打算拍完就回沪。同时,从香港买来了16毫米轻盈摄影机跟少量胶片。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,党组织能挤出这么一点经费谈何容易。

  事有凑巧,世界纪录片大师伊文思这时也来到中国,拍摄反映全民抗战的《四万万国民》。其中有一段专门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抗日运动。但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阻挡伊文思的敌后之行,几次据理力争,仍不予批准。伊文思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,决定将他应用的35毫米单镜头“埃姆”摄影机及一些胶片,赠送给延安的电影工作者,希望他们可能拍下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材料,向国外广做宣传。出于保险的考虑,组织决议委托刚到武汉、还未引起当局留心的吴印咸露面接受这批器材。两人在一个机密接头的地点会见了,伊文思将器材交给他时,连连用中国话说:“延安!八路!”

  1938年8月,吴印咸随袁牧之悄悄离开武汉去了延安。本认为实现电影就能回来,走时连家人也没有告诉。

  10月1日,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影《延安与八路军》在陕西中部轩辕黄帝陵正式开拍。担负主摄影的吴老在尔后一年半的时光里,历尽千辛万苦,走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。他通过高精度的镜头看到了一个和内地迥然相异的新天地。他拍下了毛泽东在延河岸边和老乡聊天,拍下了先进青年川流不息奔赴陕北、“双手搂定宝塔山”,拍下了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与日寇的殊逝世格斗,拍下了行军夜宿的兵士们为了不惊扰民众,卸下门板露宿村道……

  所有都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,所有都和他30多年的国统区生活形成赫然的反差,一切都汇聚为这位严肃的艺术家对国家福气和人生寻求的深沉思考。这次非比寻常的采访拍摄,促成了吴印咸从新决定本人的人生道路。他稳重地交上了入党申请书,请求长期在根据地待下来。此后,吴印咸成为中国革命摄影和电影事业最早的创建者之一,用大量的作品,给历史留下宝贵的纪录。

  (作者:肖云儒,系文明学者、西安交通大学特聘教养) 【编纂:田博群】